铁凝|散文随笔书的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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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注重书的封面、装帧和做工,在我的书成书之前,我便开端对装帧设计进行抉剔了。然后是收到成包新书后的挑拣——每个作家都要买些新书送人的。

我常把我的新书分作三等,把那些色彩印制丰满、纸面平坦、书脊规则的选作一等;把那些色彩稍欠、纸面和书脊年夜体还看得曩昔的选作二等;余下涉嫌着残次的一律作为三等。于是将要被我赠书的朋侪便也离开品级了。收到一等书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册本装帧者,二等书赠送的是那些对装帧的无所谓者,三等书便不再自动送人了。只待这一二等已送尽,仍有索书者时,我才将这三等书掏出。赠送后,常有一种负心的感觉,就像做了十分对不住人的事。许久以后,想起来仍觉忐忑不安。
我这种对书的过火抉剔和注重,缘故原由年夜约始于两方面:一是我受过封面装帧的惊吓,二是自幼美术对我的陶冶。
小学三年级时,长篇小说《欧阳海之歌》正在风靡流行。我也购得一本,爱不释手地读起来。读不外半本,却被我一位生涯先生充公了去,由于这本书使得我不安心昼寝了。那时我读投止黉舍,作息都须严厉遵照校规,午觉时且有生涯先生倚门扼守。我记得那位先生姓兰,常日我们睡觉时她只靠住我们的门织毛衣。她两手操作着毛衣针,眼睛朝我们这一排床铺溜着。年夜家瞧见先生的目光,便缩脖咋舌地进入梦境。兰先生自从得了我这本书,很多天不织毛衣而改作念书了,她对《欧阳海之歌》读得和我一样专心。我躺在床上假寐,想着是书中的哪个情节正吸引着她,谁人情节本是吸引着我的。
年夜约兰先生尚未读完,这本书“犯结案”,有内容方面的事,也有封面装帧方面的事。这两者加起来一光阴便成了惊动一时的政治公案。欧阳海的牺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横过铁道的惊马,后来马和火车均解围了,兵士欧阳海却被火车淹没了。那书的封面画的就是这个情节:马站在铁轨上呼啸着举起前蹄,欧阳海睁圆环眼正奋力将马推下铁轨。有风闻说这封面用心叵测,若背过来照看,就能看出“蒋介石万岁”的字样。一光阴人们都在照看,都在撕下那封面。有的人家在惶恐之中爽性将书焚毁,好不留后患。我那本书因为先一步易人,倒不至于为我和我家带来麻烦,但心中仍有余悸,梦里也常见那封面变得狰狞起来。我发着盗汗被惊醒,不敢再合眼。封面里有内在,封面里有学问,封面弗成鄙视就是我在这时悟出的。
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夜路》出书时,我请我父亲为之设计了一个封面,我父亲作为一个画家和舞台美术家,其时正在中间戏剧学院任教。他不常作装帧设计,只待本身愉快时。所谓美术对我的陶冶,就是借助于父亲吧。这使得我后来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评论辩论着美术,还自不量力地在报刊上著文年夜谈梵高和高更之间的争论。
我父亲为我设计的《夜路》照理说我是满足的,它由淡黄色彩作衬,用墨点装点成星空,一条视点很低的路平伸远方。它归纳综合了我心目中的墟落,也归纳综合了我那本小书的内在。其时已胜利地作过几种封面的画家韩羽也不住颔首称道。那时闲散了十年的常识分子方才趋于活跃,韩羽则常来我家谈天。韩羽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着过火注重的嗜好,我以是自大可把赠书工具分作三等,就是因有韩羽如许的“样板”。曾有人对我讲过,韩羽买书除对内容有严厉遴选外,多以面取之。买到书后便以坚纸细裹,插入书架,需读时再找他人去借。对这一故事,我其实未便去找作为长辈的韩羽当面临质,但从他和父亲评论辩论封面装帧时的神采里,自大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赠书朋侪是存在的,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。
面临《夜路》的封面,我在一阵愉快之后,却发生了新的疑点,《欧阳海之歌》究竟进步过我的警醒性。我开端狐疑封面上那一片墨点星空:用墨来象征星星,总有几分不光亮吧。父亲反驳了我说,照我的逻辑推理,诟谇木刻、诟谇照片都不该该再有了。在诟谇画家的笔下,世间万物就两种色彩,不是黑就是白。
《夜路》由天津“百花”出书,直到“百花”的册本装帧家陈新来信也确定了那封面后,我才放下心来。后来就是我第一次接到新书,和第一次对书的分等。假如说其时我的分捡尚处于抽芽状况,那么父亲的分拣则早便是蓄谋已久了。他把书包打开左挑右挑,不虚心地挑出两本一等品,藏进本身的书橱作为样书保留,再为我挑出一些,并逐一指出余下那些书的缺欠。我立即酿成一个“认书”行家了,这时我也才发现父亲爱书本来也不下于韩羽,固然他从不找人借书。
后来我的第二本书《没有钮扣的红衬衫》的设计也是请了父亲,他在那本书上倾泻的血汗赛过第一本。但或许其时的我太年青了吧,出书社对那装帧的规格一减再减。他们不仅去失落了环衬和折口,末了连扉页的设计也撤消了。只在通俗印书纸上戳一行黑铅字算作扉页,封面的色彩也随便作了变动。这件事很使父亲不愉快了一阵,致使我接到新书后,他连样本也没有留。我照样认真地分着品级,父亲在一旁说我是“骨头里挑鸡蛋”。他决心要挽回此次的“影响”,自动要为我设计第三本书《铁凝小说集》。
《铁凝小说集》的出书得助于花山出书社的大方,让他不必斟酌本钱,使他一举用了五个色彩,末了还力争把平装变作软精装。恰好这书的印刷厂就在我们所住的城市,封面印制时,他天天都去工场和工人师傅一路调色,研讨“压板”的顺序。这本书终于使他实现了本身的诺言,父亲若是个册本装帧家,大概该经由过程这本书走红了。但我照样认出了这书在做工上的不敷,就是书脊的不规则。过多的浆糊把软精装用的白板纸浸粘得起了很多坑洼。我抱怨父亲为什么不把好这末了一关,父亲说:“莫非我还能去死盯着几个女工粘书。”后来这本书当选送香港国际书展,我还跟着它加入了在奥斯陆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信展。在奥斯陆年夜学书的展厅里,我照样只盯住书脊上那几个坑洼,想着那边有过多的浆糊,乃至谈话时都变得颠三倒四起来。我何等乐意它不带这坑洼,和我一路站在这年夜厅里。是地球人发明了书,又是书带着地球人逝世界各地聚首,它底本要比人堂皇得多才是。
我的第四本、第五本、第六本、第七本书出书时,父亲没再介入它们的装帧设计。一来他正专心于他的水粉画,二来他总说:“照理,年夜夫是不克不及为本身的亲人开药方的。”他还说这又比如种树,有时你认为你种的是梨树,劳绩的倒是一筐干枣。显然他对前几回的遗憾还铭心镂骨。
直到不久前我的第八本书《玫瑰门》出书时,我问父亲还有没有兴致设计,他才又伎痒了。我征求作家出书社的意见,社方说,这本被收入该社现代小说文库的书,有个同一格局,社方请的装帧家也有固定人选。父亲才消除了此念。我只请韩羽作了四帧插图,韩羽很愉快地接受下来。他送来插图时还详尽地向我交待了对这四帧插页的要求:线描下面要衬以浅色,每图下方要配有书中的笔墨一段,连图下铅字的号数他都有明白要求。后来这本书没有准期出来,据该书责编对我说,成书时插图没有印上底色,再送工场改印时耽搁了一个月的光阴。当我将此事奉告韩羽时,他竟绝不虚心地说,责编是对的,就得如许保持。
《玫瑰门》的设计者极认真,但我照样趁在作家出书社开该书的讨论会之机,不忘从会场溜出来找到美编去抉剔些什么。一位谦逊的美编认真地听我“口语”,后来我发现我的种种抉剔都被美编接受下来。
我用便车从作家出书社拉回了我购得的《玫瑰门》,第一件事照样打开所有的书包进行分捡。分捡着,又暗算着应该分送的朋侪。我感到应该最先选出一本送给韩羽吧,我们同住一个城市,他又是我请的插图作者。同我前几本书的做工相比,《玫瑰门》应该是一等品居多的,但我惟独选不出一本要送韩羽的书。
韩羽来了,我照样把一本精选出的书托给他。他戴起我父亲的花镜左看右看,父亲在一旁撺掇着净说这书的好话。韩羽到底称颂了这本书,但我总感到这称颂是有保存的。
我感到韩羽保存得也有事理。人既然能发现太阳上的黑斑,既然再贤惠的老婆,也只有最爱她的丈夫才可能发现她身上的一丝不贤惠,那么一个对书的横加抉剔者,是不会认可世界竟还存有完善无瑕的书吧。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:说好是闲人。我也早已懊悔起在浩繁的书中为什么单挑了这本。
大概我总在挑拣的本不是书吧,那其实是一种生理的挑拣,本身挑拣着本身的生理。只由于书底本应该比人更堂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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